羅慧夫顱顏基金會

在堅不給錢的情況下，花了許久時間，所有人才順利入境，海關人員正在等著我們。 「要順利過去，可能更不容易。」我說。 「沒關係，我們的東西比來就準備申報。」負責義診大小事務玉澤這麼的回答。 海關人員擋住通往申報櫃臺的路，揮揮手要我們往不需申報的櫃臺走，接著要我們把箱子打開。 我心想這可麻煩了，一箱一箱的開，不知道要開上多久，更別說裡面還有一大堆很難解釋清楚的醫療用品。 當我們正要開箱時，海關人員看了看紙箱上，貼著帶著唇顎裂的笑臉標誌，隨即指著自己唇上人中的地方，又說她知道我們是來幹什麼的，是不是要去國家兒童醫院。 玉澤點點頭，又說了幾句，接著，海關人員帶著笑容，讓我們直接通關。 走出機場，瓦納醫師和護理長跟翻譯頂著豔陽在等候。他們和賴醫師、兩位護士小姐、基金會的玉澤及執行長，和長期與基金會合作的導演在過去的義診已經見過幾次，互相噓寒問暖，顯得非常熱絡。相形之下，我顯得有點格格不入，不過也因如此，讓我得以保持一個觀察的距離。 上了車之後，堆了十一大箱義診用品，外加個人行李的九人小巴位置不夠坐，身材嬌小的護士只好轉身坐在駕駛座和第一排座位間的平台。 曾經因癌症而做了化療，帶著假髮的護理長，一直想要攔下瓦納醫師的車，好讓護士小姐有個好一點的位置可坐。最後她索性要司機停車，下車站在路邊，等著瓦納醫師的車過來。 「她要幹什麼？」 「應該是要去攔瓦納醫師的車，好讓我們好坐一點。」 其實我並不覺得擠，在背包客的旅行中，一台小巴士，擠進十幾個人是常有的事。 時間慢慢過去，沒有冷氣的車靜止不動，正午的太陽，迅速讓車內又悶又熱。 我們請翻譯叫她回來，護理長慢慢走回來，烈日下，她的假髮看起來很明顯，她要我們其中的一個人過去坐。 「她自己過去不就好了嗎？」 「瓦納醫師的車有冷氣，護理長才會堅持要我們過去。」 透過翻譯，我們堅持請護理長坐那台車，然後要車子趕緊出發，好讓速度帶來一點風。護理長幫我們拉上車門，緩緩走向瓦納醫師的車。 車子終於繼續上路，靠著窗外的風驅熱的我在想：常有人說比起日本、韓國，我們的護照實在不好用。對自己的經濟實力和高消費能力自傲的我們，要不是把問題扯到當地的相對我們的落後和貪婪。就是把問題扯上政治，認為是中共的打壓。 但消費和經濟實力，不會帶來尊重，政治的打壓，也不會讓我們變得不被尊重。 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，是過去以觀光客身份旅行所不曾看到也不會想到的事情。如果我們老是以帶有進步意味的開發國家或人民自居，並處處要求被尊重。但對位階較低的落後國家，因政治、經濟各種困境，所面臨的問題不聞不問，似乎不是一個恰當的態度。 J F甘乃迪，曾在一九六一年的就職典禮上說過「不要問國家能夠為你做甚麼，要問你自己能夠為國家做甚麼。」的名言，塑造了新的願景與人生價值，進而為美國帶來了一個充滿希望與理想的年代。 時間轉眼過了近五十年，冷戰也已經結束，全球化的腳步加快，或許這句名言，也可以超脫國家的範疇。 不要問世界能夠為你做甚麼，要問你自己能夠為世界做甚麼